—而微量分析恰好是他的专长。于是他组织了七个志同道合者，带着琼姐从美国寄来的设备和器材出发了，先是乘坐破旧汽车，后是人扛马驮，在三省交界的松桃、沿河、花垣、保靖、秀山和酉阳一带崇山峻岭中出没，夜以继日地工作，搜集青蒿和当地水源、土壤样品进行分析测定，而且往往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迷路遇险，风餐露宿，雨雪围困，虫蝎叮咬，猛兽袭击，饥渴折磨和药物试验后的毒副反应成了寻常事。但毕竟取得了可喜成果：在某处山谷中发现一种高近三米、品种奇异的青蒿，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抗疟功效，且没有发现毒副作用，与奎宁盐类的化学结构和作用机理也大不相同。还是为了战时保密，苏冠兰将这种纯“国货”新型抗疟药物取名“菊茶”——青蒿是一种二年生菊科草本植物。
正在此时，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占领仰光，乘胜北进，企图包抄中国的战略后方。一九四二年一月，盟军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派十万远征军赴缅甸作战，重创日军，但自身伤亡亦达五六万人。缅甸气候炎热，森林沼泽密布，随着溽暑雨季来临，条件更加恶劣，大批官兵感染疟疾，而药品的运输和供应非常困难……
形势严峻。正常情况下，一种药物从初始研究到临床使用要经历几年或十几年。但现在不能这样。不能提取“菊茶”有效成分制成精致的片剂或针剂，更谈不上合成，只能进行粗加工，将特定地点收割的青蒿精选后加以粉碎和干燥，添加某几种成分后便包装成袋，供患病官兵煎服。苏冠兰及其小分队遵照大本营指令雇用农民大量收割这种特殊青蒿，制备“菊茶”，火速运往前线和疫区……
“道奇”车上满载的就是“菊茶”，还有其他药品。苏冠兰负责“押运”，还要把贵阳医学院和小分队的几十份标本及样品送西南联大进行检验或鉴定；顺便，他想看望妹妹和凌云竹教授，还有父亲……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至长沙，二十六年spanclass=data-note=一九三七/span八月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二十七年spanclass=data-note=一九三八/span四月再迁至昆明，在原有文、理、工、法商四所学院外增设师范学院，将原有十七个系扩充至二十六个系，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战乱给学校造成巨大损失，但一大批名教授和好学生不畏艰难，不远万里，随学校迁徙至此，坚持教学和研究，使联大的学术实力保持着国内的顶尖地位。苏冠兰听说凌云竹教授现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喜出望外，想借机看望凌教授。从一九二九年夏季在火车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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